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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nt: 2em; text-align: left;">1935年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的。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刊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我想订份报纸。”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订那个干什么?”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你去订吧。”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我没有钱。”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要多少钱?”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订一月，要三块钱。”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啊!”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待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手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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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nt: 2em; text-align: left;">5月份，回到祁东几天后，三十年的老友何晓晓请我去他家吃饭。其间，我们谈起昔年追求文学、创办小报《青草地》的诸多往事，以及那时一些文朋诗友的远事近况，既兴奋又感概。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后来，我们谈起报纸的事。我说，我那时最喜欢看报纸了，生产队订的《人民日报》、《湖南日报》，邮递员每天送来，都从窗子缝隙中丢进保管室里。门锁着进不去，我便乘没人的时候，拿一把铁钳夹，从窗棂逢里伸进去夹报纸。我“偷"报纸只要副刊版，其余的仍然扔回去。后来我当村干部，自己管全村的报纸，每张的副刊我都留一份。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存下的各类报纸副刊已积满一个衣柜。可惜的是，我后来去了祁东和衡阳，那些报纸就全被父亲卖掉了。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晓晓也和我如出一辙地爱报纸。他告诉我，他的报纸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买;二是到衡阳日报社去拿;三是生产队里分。说到生产队里分报纸，晓晓的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他声音沉痛地说，黄鳝伯前几天去世了。晓晓接着告诉我，在那些需要报纸的年代，黄鳝伯给了他很大的照顾。黄鳝是外号，他本名叫曾庆德，是个老队长老党员，今年84岁了。没有读过书，所以他就十分喜欢读书的人。那时候他当生产队长，管着队里的报纸，到年底的时候再分给各家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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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月份，回到祁东几天后，三十年的老友何晓晓请我去他家吃饭。其间，我们谈起昔年追求文学、创办小报《青草地》的诸多往事，以及那时一些文朋诗友的远事近况，既兴奋又感概。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后来，我们谈起报纸的事。我说，我那时最喜欢看报纸了，生产队订的《人民日报》、《湖南日报》，邮递员每天送来，都从窗子缝隙中丢进保管室里。门锁着进不去，我便乘没人的时候，拿一把铁钳夹，从窗棂逢里伸进去夹报纸。我“偷"报纸只要副刊版，其余的仍然扔回去。后来我当村干部，自己管全村的报纸，每张的副刊我都留一份。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存下的各类报纸副刊已积满一个衣柜。可惜的是，我后来去了祁东和衡阳，那些报纸就全被父亲卖掉了。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晓晓也和我如出一辙地爱报纸。他告诉我，他的报纸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买;二是到衡阳日报社去拿;三是生产队里分。说到生产队里分报纸，晓晓的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他声音沉痛地说，黄鳝伯前几天去世了。晓晓接着告诉我，在那些需要报纸的年代，黄鳝伯给了他很大的照顾。黄鳝是外号，他本名叫曾庆德，是个老队长老党员，今年84岁了。没有读过书，所以他就十分喜欢读书的人。那时候他当生产队长，管着队里的报纸，到年底的时候再分给各家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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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有一次，他要将所有报纸交给我，并嘱咐我尽管将喜欢的留下来。“剩下多少就分多少给他们。"晓晓开始回忆，虽然黄鳝伯说得很干脆，然而他的二女儿却不同意，不论黄鳝伯怎么解释和劝说，都没有用。黄鳝伯恼了，扬手就是一巴掌扇在她脸上，打得她在地上大哭着打滚。“小乃仉，你拿着报纸回家，别管她!"晓晓告诉我，黄鳝伯就是这么一句话，将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那时候生产队要经常开会和学习。院子里读书的人不多，能完整地读完报纸的几乎没有。有一次要开会学社论，原来学习时读报纸的一位伯伯走亲戚没回来，就没人读报了。“黄鳝伯将目光投向我，希望我站出来。"晓晓说。就这样，他被赶鸭子上架，开始了大庭广众下的第一次朗诵。“读完后，我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说完，晓晓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从此，晓晓就承担了队里读报纸的任务。为了避免遇到生字“拦路虎"，每次来报纸了，晓晓都将重要文章先读一篇，认不得的字和不理解的词，都要翻字典查一遍。就这样，在读报纸的过程中，晓晓阅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后来，我就逐渐喜欢上了写作。"晓晓脸上充满了感激，“可以说，黄鳝伯就是我写作的引路人。而他却是一个文盲，这就更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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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我家订了一份报纸，是《武汉晚报》。既然是晚报，便总是在上午九点后才送来。印象里换过好几次送报员。换成现在的这名送报大妈以后，送报的时间愈发晚了起来：有时中午才能拿到报纸，有时午后去检查报箱却仍是空的，发展到后来，偶尔就会漏掉某天的报纸，也不知道是被人抽走了还是压根就没送来。刚开始出现丢失报纸的情况时，我还打过一两次电话，询问为何没有收到报纸——这种说不清楚的事自然得不到什么像样的回答。到后来丢报纸的事遇到多了，觉得一两天的报纸没收到也不是什么大事，毕竟自己有的时候也两三天不去取报纸导致狭小的报箱塞不下也毫不在意，加上报箱也确实老朽不堪并不能阻止好奇的小孩子们掏走报纸，也就懒得打电话去追究了。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大概两个月前的某天，有人在楼下按我家门铃。我拿起通话听筒，里面传来一典型的劳动人民热情大娘的大嗓门。由于不是本地的方言，我问了两遍才听懂，大娘说她是给我家送报纸的，要给我们装个新报箱。我说那敢情好啊需要我做什么?大娘说没什么事就是告诉你一声。等我中午下楼取报纸的时候一看，防盗门上多了一个大一号的报箱，上面写的正是我家的门号，不过旧报箱却也没取走。我打开新报箱，从里面取出了当天的——《楚天金报》?!再打开旧报箱，我家的《武汉晚报》正在里面躺着呢。我迷惑地看了看两个报箱，发现它们并不是同一家报业集团的——也就是说早上跟我通话的大娘不是给我家送《武汉晚报》的那位。那么一定是把别人的报纸误送给我们了吧。我照着新报箱上用记号笔写着的标了“订报”的手机号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那位热情的大娘。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今天给我们送的《楚天金报》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没订这报纸啊。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是免费送给你们的，拿着看吧!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谁送的啊?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银行送的!你们有工行的卡萨!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啊?有倒是有……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工行做的活动!不要钱，拿着看萨!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好吧，我只好接受了这份意外的报纸。只是我很烦恼，同时有两家公司的两个报箱两份报纸，太没有必要了。更烦恼的是我只有一把锁，又不想买新的，到底该挂在哪个报箱上呢?我希望《武汉晚报》的送报员也能把报纸投在新报箱里，这样我就可以不管那个老朽的旧报箱了。但我没有她的电话，也难得碰到她，更有些小人心地想到：要求她送报到一个竞争对手的报箱里，会不会伤害到她作为送报员的自尊呢?不过纠结了一会以后，我决定把这个皮球踢给送报员，于是把锁挂在了新报箱上——希望《武汉晚报》的送报员可以注意到新报箱和上面醒目的门号，自动送报到新邮箱吧!于是在坚持往没有锁的旧报箱里送报两周后，智慧的大妈终于领会了我的愿望。我很高兴。代价不过是又有几天的报纸消失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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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ent: 2em; text-align: left;">一沓报纸，承载着多少故事?想必每个人心里都藏了不少。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曾在机关部门呆过，每到报纸征订时，我就头疼上火。上边多份党报订阅任务压下来，每天带着任务、拿着发票，跑单位、跑部门，说好话、搭人情，看着蜗牛般递增的订单数，心急如焚。弱弱地透露个秘密，我也曾很不地道地压效益好的单位、求性格好的领导，多订、多帮忙。日后，看到一堆堆报纸无人品读、或成垃圾，心里着实感觉真对不起编辑的劳动，对不起掏的那些钱。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大多机关报纸，头版头条雷打不动成为展示领导光辉形象、日理万机的平台，不是开会就是调研，不是慰问就是考察。每次筛选照片，都精挑细选，保证领导以最佳形象登上报端。曾有位前辈，一时疏忽，定照片时没有兼顾主次领导的排位顺序，致使挨批评、写检查。前辈一气之下，辞职走人。有次上厕所，无意看到领导的照片，皱巴巴、污浊浊躺在废纸篓里，真有些哭笑不得。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后因工作调整，可以忙里偷闲;便凭着对文字的热爱与敏感，给副刊写文章，发到全国各地。但不久发现，副刊“豆腐块”正被无数作者盯死，挤占一席之地实属不易。有文偷在暗处窍稿，有写手为了争抢地盘恶语相向、暗中较量;连自己有时也会负累于这发稿不发稿的纠结之中。报纸于我而言，真是有种莫名不可言的复杂感受，但总的感受，还是感激。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喜欢收藏样报，将自己的文章连带报花剪贴起来，集结成册。闲来无事捧读回味，或展示给朋友、客人一阅，小有成就感。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因为写稿认识了不少编辑和文友。曾有一山西编辑，在样报里夹了一份手写信，清秀字迹间传达出的满是鼓励，并善意提醒，这也成了我的创作原则。曾有一文友，每遇在某报刊发我的文章，她都会早早买了，挂号邮寄给我，当我称呼大哥表示感谢时，竟然才知她已是年逾半白的阿姨。报纸，串起了天南海北的情谊与感动。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报纸看完，就可以用了。记得初中时，有些女生会用报纸叠钱包，外层裹上漂亮的油光纸，装上子母扣，“吧”的一声打开，抽出十块钱，特有面子。我也曾有一个，那是用帮忙扫地、腆着脸求女生赏的。而母亲却习惯用旧报纸裱糊箩筐，洁净规整;或用报纸放饺子、放面条，方便实用。父亲则用报纸层层糊房顶、粘墙面，平躺或侧卧皆可用读报催眠，惬意悠闲。每遇大扫除，我和老婆则用旧报纸卷高帽戴上，勤劳持家。
ndent: 2em; text-align: left;">报纸无用，便可以卖了。曾花80块钱订了一份晚报，一年下来，厚厚一撂旧报纸，卖了30块钱;花50块钱感知世界、丰富生活，真是划算。身边有位爱贪小便宜的职员，竟将领导报纸分发完后，全部收起来卖钱，终被领导发现，狠狠挨了批。有位收废品的大叔，在机关单位间忙活多年，用收入供孩子上大学。而我们则经常用卖旧报纸的小钱，买些零食、喝点小酒，沟通感情，图个乐子。